20230711 台灣科學溝通現狀一景 - 從台灣科技媒體中心舉辦的第一屆科學家大會談起 

科學溝通 (Science communication) 本身是一門高度專業的技術領域，填補科學與技術領域工作者與媒體、大眾、公部門之間的溝通鴻溝，確保整體社會可以盡可能清楚地認知到科學技術對社會的影響，以及如何面對與抉擇。一些發展比較成熟的國家，科學溝通已從高等教育銜接到社會各層面，形成完整的新興產業運作架構。但在台灣，即便面對急迫的社會發展需求，科學溝通領域卻仍存在諸多困境與發展限制。台灣科技媒體中心 (Science media center Taiwan, SMC)，在近年台灣科學溝通困境中，是一個蠻重要的存在，持續針對重要社會議題，連接專業領域學者與媒體嘗試對社會大眾進行溝通與說明工作。

 

而在上週四，台灣 SMC 舉辦了第一次大會，邀請曾一同參與社會議題說明工作的學術工作者與科學媒體，針對台灣科學溝通領域作了一次實體面對面的交流。當天雖然活動時間有限，但也安排了來自英國 SMC 的 Tom Sheldon、紐西蘭 SMC 的 Dacia Herbulock、台灣公視董事長胡元輝先生、以及中研院王惠鈞院士等針對科學溝通經驗進行不同角度的分享與會談。當天受限議程時間，會談 Q&A 也只能點到為止。但 Tom Sheldon 在會中以 GM food 的社會科學溝通為例，解說英國 SMC 在長期努力下透過媒體與大眾、公部門、學術研究者之間建立溝通平台的發展，確實說明了是有機會讓公眾逐步瞭解科學技術的各種面相，並理智地探討面對這些科學技術利敝得之之間的取捨。更在之後的與談中，提醒學術工作者一個非常關鍵的觀念:

 

學術工作者應正面面對社會議題與爭議，才能有說明並昭示科學理論與技術價值的機會與可能性，以及社會整體包含學術工作者、決策者、媒體、以及社會大眾，需要在充份溝通與瞭解科學技術的意義與內涵之後，才能為共同的抉擇負起責任。換言之，學術工作者若不能適時正面進行對公眾進行科學溝通，便等於放任大眾對科學理論與技術產生誤解，並對社會帶來深遠的實質損害。

 

除此之外，公視胡董事長則不無感慨的提到公視做為台灣備受社會信任的媒體，但在科學溝通上投入與產出的能量仍相當薄弱，代表著台灣科學溝通領域並沒有對應社會的需求，形成具體運作的次產業，以建立與支持有效的社會資訊溝通平台。這個現象背後可能的因素，或許更值得深入檢視。

 

科學溝通過程是否有效，其關鍵在於傳播給媒體與公眾的科學資訊具有清晰與易理解的特質，讓公眾有充份討論與判斷的依據。基於科學研究本身的不確定性，在科學溝通過程中，資訊的絕對正確性反而不是必要要件，甚至更需要讓公眾認知到這種不確定性，才是透明討論與溝通之所以重要的原因，並形成對共同決策與社會抉擇負起公眾自身應負的責任。

 

然而，這個科學溝通過程本身需要良好的體系與平台做資訊轉譯與傳播的工作，是否能有效運作則取決於完整的相關產業鍊之建置與維持，其中包含有能力進行有效社會溝通的學術工作者、對應有能力理解學術資訊並做出正確轉譯的媒體工作者、相關民間團體、與政府部門決策人員等。

不幸的是。學術工作者本身的專業訓練基於高度艱困的學術研究本身，社會溝通所需要的資訊再轉譯工作實際上則是另一門細膩而複雜的工作，能兼顧兩者的學術工作者實在鳳毛鱗角不能以常態視之。而一般媒體工作者則被訓練為處理社會議題、爬梳相關資訊匯整為公眾易於理解的故事性質論述，以完成對大眾傳播關鍵資訊內容的目的。然而，大眾傳播工作本身又是另一門專業領域，也無法苛求一般媒體工作者能有餘力深刻而精確地理解學術研究內容，並轉譯為能有效對公眾說明、促其充份理解的新聞故事。因此，更理想的科學溝通分工上，是需要存在具有一定程度學術工作訓練、有能力解讀學術理論與技術內含，又能匯整成一般媒體工作者能處理的資訊素材，才能更有效率的完成面向社會進行科學溝通的目的。各國的 SMC 在任務上約略就是在嘗試滿足這個角色，然而在專業人力與資源的支援上，卻未必能有效地完成這個工作。學術工作者、中間轉譯者、傳播媒體、到公眾之間，顯然需要更為完整的分級產業網絡來完成鍊結及之後的資訊流通與理解。

以台灣的情況來看又有另一層面的困境。科學溝通這個領域在台灣高等教育系統中並不存在專門系所，遑論面向社會進行科學溝通所需的充份專業人力訓練與供應。更進一步來說，在科學領域的系所中也不存在著有系統的課程模組，來協助相關科系學生充份發展科學與社會溝通所需建立的相關認知與技能。換言之，台灣高等教育存在著相關人力資源培訓上斷鍊的現實障礙，無法在現實科學溝通上，銜接學術研究與既有的一般傳媒體系。以是，目前的情況幾乎只能依賴第一線學術工作者以談不上充份專業訓練的熱忱，以跨界支援的方式來兼任科學資訊轉譯的角色，在社會溝通的時間與內容效益上也因此備受限制而難以發揮成效。

 

科學溝通雖然對於社會發展來說是有其迫切需求的人力市場環節，但在台灣的情境下除了提供專業人力資源的高等教育體制推力不足，也包括了就業市場本身資源牽引力的欠缺。這一點也反映在當天公視胡董事長、台灣 SMC 陳執行長的分享上。台灣科學溝通網絡的維持與運作，基本上完全仰賴公部門的資源，欠缺民營媒體與社會力量的支持。而公部門經費又往往具有專案計畫特性，無法持續性挹注足夠資源進行支持，且受限相關決策者對科學溝通的想像 - 不幸的是正面反面俱存 – 也限制了公部門投入資源的意願與規模。因此，即便有少數兼具科學溝通能力與專業科學素養的相關工作團隊，也很難在這樣的市場氛圍下穩定成長與發展，或說連維持存在都已是精疲力竭，持續面對團隊存亡的壓力。在這個現實情境之下，台灣科學溝通領域的發展，確實仍然處於相當艱辛的局面。

 

於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這一天台灣 SMC 主辦的第一次科學家大會順利結束了，與會人士在座談分享之間應該都頗有收穫，更重要的是或許在這之後，會有更有意義的鍊結與網絡發展起來，在有限的人力與物質資源條件下，讓台灣科學溝通走過現階段的困局，穩定成長到下一個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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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記

Tom Sheldon 在分享 GM food 的社會溝通案例時，用了最近的 Gene-editing tomato 當範例做說明，便想起當年 Sir Grierson 常常碎碎念的故事。Sir Grierson 是英國最早建立 GM tomato 品系，並成為當地第一個上市的基改食品。但很快地社會輿論轉向質疑 GM food 之後，迫使其退出市場，並讓英國社會轉向強力抗拒 GM food。Sir Grisrson 說即使自己是英國國家科學顧問參與相關決策核心，但碰到這個議題卻也常常得不到公平說明與討論的可能性，片面淪為輿論媒體打擊的對象。近二十年過去了，Sheldon 先生分享近期英國輿論逐漸轉變為可以公正透明討論 GM food 的利敝得失，並導引政策面往更開放管理的方向討論。科學突破與社會溝通之間的艱困與曠日費時，可見其然。